设计，应该像是中国汉字中结构最为简单的“一”。虽然只是随心所欲的一划，但却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语意或者其他的载体，它甚至以一种文化的形式存在着。
人类将文字出现以前的文明归类于“史前文明”，如果说“史前文明”尚处于文明的混沌状态，那在文字出现以后，文明便日趋明朗起来。关于文字的产生，说法有三：一是文字由伏羲发明；二是汉字的产生起源于结绳记事，而相传结绳即使是从神农氏开始的，因此认为汉字是由神农氏创造；三是认为汉字的创造者是黄帝的史官仓颉。无论哪种学说，都不是完不可懈的。因为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在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十分低下的原始阶段，由一个人创造发明一种文字是不可能的；从文字的产生来看，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没有哪个人可以生活这么长的时间。因此，有理由相信，文字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文明层次，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必然需要在共通的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某种共通的视觉符号来记录一些重大的事件，处于这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于是文字便产生了。文字的产生，其实本生就是一种设计。南非的CROSS COLOURS设计公司曾提出：“设计是一种需要，而不是一种装饰。”
汉字中“一”的设计，应该是最为伟大的。它仿佛一座桥梁，链接了史前文明与以后的文明。
“一”是多变的，在“一”的基础上有了“二”有了“三”……“一”其实就是一横，从几何学上讲，它其实就是水平方向的一根直线。在一横的基础上加一竖，于是便成了“十”。在水平方向上加一根垂直的线，于是便成了“坐标”。在横横纵纵之中，于是便有了其他……“一”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是万物之本，万象之根。道家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禅家云：“一花一世界，一木一菩提。”如果说这大千世界是一块有形的面的话，那么“一”便是构成这个面的点元素。中国文化向来主张“以点代面”的美学观点，石涛在其“一画论”中明确指出：“一画落纸，众画随之。”“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
“一”也是不变的，从甲骨文到篆书再到现代汉字，“一”始终是“一”，在结构和字意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 在中国文化传统美学范畴，向来主张“反朴归真”的美学境界。苏轼曾提出“绚兰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学思想，这与老子提出的“万物归一”一脉相承。这时的“一”以不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汉字，它以生成为这个大千世界的基本元素。也是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继续升华的必要条件。它所涉及的领域以不再仅仅只局限于艺术和哲学。它甚至左右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当人们在书写“一”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从左至右，单从这一点上便可以看出中国人顺其自然，按部就班的儒家性格和士大夫精神。这种与世无争的性格一直持续了几千年。难怪中国文人在不得志的时候或投江自尽，或隐居山野，或遁迹空门……他们逆来顺受，在精神上自娱。如唐寅诗云：“日出日落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追求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回归一种最原始的状态。当设计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设计师已感觉到创作源泉山穷水尽的时候，不妨给思维放放假，回归于一种原始状态，说不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汉书-文艺志》中指出：“象形 象事 象意 象声 转注 假借”为“六书”，是造字之本。而在“一”这个符号中，仿佛与“六书”绝缘，有一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感觉。我不得不佩服古人在设计“一”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的抽象”。这种抽象的思维方式正如中国文化讲究包容性，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抽象的“一”本身不能说明什么东西，但是将它组成词，便成了极大的语意。正如魏晋玄学中讲究“本末有无”，探求宇宙存在的根据，是企图透过宇宙万有的现象，直接探求其本体和本性。玄学认为，“无”是“有”的根据，“一”是“多”的根据。如果说万物本无，那“一”便是“无”，只这是一个母体，包容了生万物的基本元素。这与佛家所说的“色既是空，空既是色。”（这里所谓的“色”是指的形形色色的诸事物）是同一道理。
现代设计越来越认同本土化，本土化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对符号或图形的认同。探索本土文化的内涵，找出传统文化与自己个性的碰撞点，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这才是设计本土化的精髓所在。日本设计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他们对于东方理念贯穿于设计作品中的成功。虽说大和民族的文化特色有华夏文明的遗留痕迹，而在人家的设计作品中，东方文化的“归一”性却比中国的设计师们吃得更透。日本设计大家福田繁雄先生曾经指出：“设计中不能有多余”。从这个观点中不难看出他的设计理念与中国传统美学讲究的“恰倒好处”有某一个共通的契合点。
日本的设计运用传统的理念，现代的元素和构成手法，走在了设计的前沿。这不能不值得中国的设计师学习和借鉴。
在中国，设计师一味的追求“拿来主义”，盲目追求“包容性”，片面的理解“万物归一”。因而在设计中出现多元素而又得不到到统一。仿佛努力想把一件事情表述明白却反而越说越没有头绪。“喻物于意则乐，留意于物则病。”“绘画以形式，见与儿童邻。”苏轼的这些美学都道出了以点代面的学术思想。面面俱到，把什么都说得明明白白，反而失去了本来的意味。点到为止，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因为它启发了思维。这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个性化”如出一辙，石涛的美学观中强调“有我”，强调与众不同，便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一”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给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老子在解释“道”为何物时说：“道为之物，惟恍惟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样的解释也是十分抽象的，模棱两可的。给人的思维空间也是很广阔的。这正适合于中国民众的喜欢模模糊糊的思维模式，中国人向来都不愿意做明确的肯定或否定。“可能”“也许”“大概”等词汇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思维中，反映着某种整体文化的特点，儒家的中庸之道就是具有这种特点。讲究凡是总是在“规矩”之内。以一个抽象的概念作为命题，由于读者自身的修养和社会阅历、知识构成的不同，便会做出千百种的答案。这大概就是“一生万物”的道理了。而这千百种的答案都是始终围绕着那个抽象的命题所展开的，万变不离其宗，于是就有了“万物归一”这个概念。在特定的条件下表现最丰富的东西，是做设计最基本的道理。中国人向来讲究“游刃有余”。比如方块字，无论是笔画的简繁如何，在特定的空间中总能演绎出美来。“美”之所以为“美”，从中国传统美学上讲，它讲究左右对称和力的均衡，因为中国向来主张“阴阳互补”的美学原则，故宫的极端对称就是一例。从现代构成学上讲，“美”是一个点与线、直线与曲线经过形式美法则而构成的。由此可见，在局限的九宫格中也孕育了如此丰富的学问。
其实本生做设计，就是在局限中求空间，“载者镣铐跳舞，正是设计的基本功。”
正所谓“有容乃大”，在“大设计”的今天，做设计的学问，就应该像汉字“一”，看似简单却包罗万象。